编者按：《中国出版》杂志1998年7月刊登了王於良先生的《中国出版业：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文，文中所涉内容有许多是目前的出版人都在思索的问题，能引人深入思考。需要明确的是，文中所涉问题及建议皆为作者一家之言。本报转载时据作者原稿作了少量调整增删。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已经和必将进一步对出版业目前的体制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作为国民经济重要部门、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业改革势在必行，决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生存发展下去了。出版界同仁应以更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对出版业的现状、国内改革深化的大形势、国际出版业发展趋势作深入细微地分析，认清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即将受到的巨大压力，以便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改革推动事业的繁荣发展。
一、国家对出版业的管理方式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时期。这种转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部门的新闻出版业理所当然地要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参与、适应和完成这种转变。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作，最基本的需求是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依据经济规律来管理和发展经济。概括地分析，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是契约化经济，是全面开放的经济，也是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作主要靠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具体地分析，国家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方式可能发生如下重大变革。
第一、由主要以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改变为主要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控。国家制订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定等来管理出版业。譬如1997年李鹏总理签发的《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书刊、电子音像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关于严禁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等。国家还通过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来管理和引导出版业。譬如说，出版工作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力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譬如说，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譬如说，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等。国家通过调节税率，设立有关出版基金来支持、鼓励、促进出版业发展。国家还可以通过年检、评奖、评优秀良好出版社、抓重点项目等方式，间接地管理出版事业。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国家重点选题规划、省级重要选题规划、抓代表国家水平和时代水平的重点出版物，树立榜样，加以引导。
第二、出版单位的性质由文化事业向文化企业转型，使出版单位逐步变成完全独立的文化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基本上完成了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出版社基本上做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是行政隶属关系没有根本变化，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人权、财权、物权，依然管得很紧。这种体制，有好的一面，同时也不利于出版单位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市场竞争的主体。体制和机制改革深化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割断出版社与政府主管部门行政隶属的脐带，财务上彻底脱离关系，让出版单位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市场竞争的主体，进一步激发活力，解放生产力，推动出版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党和国家对出版单位的政治、思想、导向方面的要求，应当由出版单位的自我约束机制来实现。出版单位一切活动必须依据宪法、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争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用科学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
第三、逐步由粗放均衡发展的模式向集约型转变。通过竞争，实现不均衡发展，有能力、有实力的出版单位必将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中国的出版业是在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经过曲折的道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大多数省、市区的出版业布局和规模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均衡发展使得出版资源分散，极大地约束了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第一，规模小。不论各省、市、区经济、文化实际状况，基本上都批准建立了人民、科技、教育、少儿、古籍等出版社，实行了同样的管理体制，同样的专业分工。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出版社规模小，资金有限，抗风险能力差，竞争能力不强。第二，出版物的整体质量较低。我国560家出版社，每年出书十万种左右，但除教材、教辅外，一般图书重版率低，可供市场选择的品种少。在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各出版社抢占经济效益较好的一小块地盘，长期跟“风”、追“热点”，搞低水平重复。第三，现代化程度低。各出版单位都是批准建立的，出版经营活动既受限制，又受保护。只要不出问题，可以长期存在下去。只生不灭，优不胜，劣不汰。缺乏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长期在分散的、手工式作坊的水平上运作，与国际出版业的发展距离有拉大的危险。
所谓集约，就是采用现代化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加强分工协作，提高资金、资源使用效率的经营方式。中国出版业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到新的水平，必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实现集约化经营，打破目前均衡发展模式。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全面开放、公平竞争的经济，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来调节的。哪家出版社出版什么样的出版物是优势，哪个出版单位应当存在、发展、壮大，都应当通过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去确定。这就必然出现发展的不均衡状况，这种状况就叫作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原则。提高集约化程度，实现不均衡发展，对出版业进一步形成竞争和激励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个极大的推动。
二、其他行业介入出版业已成必然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配置是以指令性计划方式为主的，经济运行主要靠行政手段调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经济运行主要靠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依靠行政手段划分的经济活动分界线不复存在，垄断和专营格局必然被打破，资本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必然向利润高、效益好的区域流动。其他行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出版业，势成必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可以打破行业与地区界限，通过低成本扩张的方式，以资本为纽带，走出出版行业，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那么其他行业完全可以通过低成本扩张的方式，以资本为纽带，走进出版行业，组建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教育出版社能够兼并化工厂，文化、广播电视以及其他行业也可以兼并古籍社、文艺社。
三、集、个体在出版业“坐大”趋势日益明显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个体介入发行已经多年。有分析认为，集、个体资本积累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呈现这样的特点：A．经营规模大。北京有个民营企业集团，与图书城管理部门签订一千平方米的营业大厅、五年租赁合同，场地费每年150万元，并先期投入4000万元对场地进行全面装修。这种情况各地都有。B．由初期的发行一个环节，到目前的编、印、发、供，全面介入出版业，甚至版权引进与卖出，全过程参与。C．出版物的品位不断提高，并且出版品牌出版物，如《百角丛书》、《青铜牛丛书》等。D．高学历、高素质人员参与，以“工作室”、“策划室”、“创作室”名义参与出版业。他们中有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等。具代表性的如康笑宇工作室、蓝月亮工作室、星星电脑工作室、李萌工作室等。他们人员精干，效率极高，无任何负担。只要政策放开，他们放开手脚干，毋须太长时间就会做大，进而在出版界“做老大”。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简单肯定，或者简单否定。而要作全面地分析，正视它，进而加强管理，正确引导，规范行为。
四、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体制改革，新的教学和教材体系的建立必将对出版业带来很大的冲击
多年来，出版业的产品结构不合理，对教材、教辅依赖过重。据统计，1996年我国图书销售72．6亿册，其中课本、大中专教材约占55．6％，书籍约占42．6％，书籍部分，教辅读物占很大比重。在总印数、总码洋、总利润中，教材、教辅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也就是说，教材、教辅出版是中国出版业重要的经济支撑点，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资金支持。中国出版业要有更大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出版业的竞争，更需要经济上的保证。而教材、教辅一般是计划分配的，且是政府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得力措施，过分依赖教材、教辅，就会影响出版单位走向市场，转变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保证质量、按时出版好课本、教辅，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主要职责。“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邓小平同志生前交给出版工作者重要的政治任务。1997年由李鹏总理签发的《出版管理条例》中明文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或者组织审定，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出版行政部门指定的出版、印刷、发行单位承担出版、印刷、发行。在这方面工作，有关出版社只能抓紧而不能有丝毫放松。从改革的角度上分析，问题在于不能依赖它，完全靠它过日子。问题恰恰就出在：过分地依赖它。为什么不合理的产品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为什么“打破专业分工”呼声甚烈，“打擦边球”，千方百计争一块教材、教辅？为什么长期市场调查不力、策划不到位，一般图书中的双效书不多？为什么一般图书中重版率不高？为什么“不好不坏，又多又快”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扭转？为什么管理粗放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为什么“坐等上门”的官商作风至今改观不大？为什么忧患意识淡漠？为什么深化改革的紧迫感不强？……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教材、教辅的高利润支撑着，有计划经济手段保护着。
教育改革正在深化。过重的学业负担、“题海战术”，压抑和扼杀了青少年的积极性、创造性。从培养“四有”新人的战略上着眼，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至关重要；精简课程内容，建立新的教学、教材体系，势在必行。
出版业要改变对教材、教辅依赖过重的情况，不是主观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国外资本介入中国出版业并非遥远的事情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扩大，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文化产业开放必将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发达国家跨国出版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由此引起文化市场竞争的烈度将达到什么程度？值得深思。
与世界发达国家出版业相比较，差距在哪里？第一，我国出版业信息化程度低。出版业从一开始就以传播信息为己任。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新的信息载体不断出现，出版业逐步由单纯的图书发展到出版报纸期刊、音像、娱乐、电子产品（包括软件生产），成为真正的现代信息产业。我国出版业的出版物目前仍以图书为主要产品；所办期刊，大部分品位较高，但发行量不大；音像制品则是小规模、低水平；电子制品刚刚起步，尚未插足娱乐和影视制品。许多出版社还保留着二三十年代“印书馆”那样的格局。第二，规模效益和名牌效益低。尽管世界各国出版单位数量多少不一，但发达国家都有一些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它们像信息产业中的一艘艘航空母舰，规模大、效益高。如美国时代—华纳集团，1995年营业额187亿美元；迪斯尼公司1995年营业额165亿美元；德国贝塔斯曼公司，1995年营业额146亿美元；日本的讲谈社，一年出新书1540多种，报刊56种，销售额达200多亿人民币。与之相比，我国出版单位的规模小而散，营业额大多在三四千万人民币左右。更值得深思的是，西方跨国集团的规模目前正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发展着。具体表现在收购、兼并之风盛。近年，德国贝塔斯曼公司收购了美国纽豪斯财团中的兰登书屋。这使得贝塔斯曼这个超级出版联合集团拥有了美国七大出版公司中的四家。英、美出版集团之间的收购、兼并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组建更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能够占领更大地盘，而抢占滩头的目的在于在更高水平上垄断市场，取得世界盟主或霸主的地位。第三，产品外销率低。发达国家的出版业产品外销率一般占60％～75％。德国贝塔斯曼公司雇员5．7万人，国外就有3．3万人。该公司所属200多家分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它拥有图书俱乐部会员3000万人，本国只有500万人，大部分是国外会员。我国出版物外销目前尚停留在单本图书的版权买卖上。什么图书的版权能卖出去，随意性大。第四，现代化程度低。发达国家出版业行政、财务管理、信息处理、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印刷装订、储运发行，全过程电子化，并加入世界计算机网络系统。我国大多数出版单位目前仅在单个工作环节上使用微机。从整体看，我国出版业仍处在小型、分散、手工作坊式的水平上。目前出版单位与发行商、零售商之间的信息交流依旧原始、落后：订货会、展销会、送货上门、送发书目等。就是这样落后的联系通道，往往还由于有关人员疲沓拖拉的作风，使得原本传递缓慢的信息更加受阻。以上几方面情况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必然使得中国出版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较低。
在我国复关谈判中，西方国家把文化产品的准入作为“次等要价”。我国复关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必然要求我们开放文化市场。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个思想、文化、政治问题，即通过文化产品的进入，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搞政治、思想渗透。西方公司千方百计打进中国市场，首先不是比赚钱，而是比赔钱，根本目的在于抢占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我们不要太天真。世贸组织123个成员中，只有29个国家作出开放其出版业的承诺，其中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开放并非绝对的，而是在执行国际贸易的一般原则的同时，又设置了一些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以最大限度地减弱外国对本国出版业的冲击。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用非关税壁垒的办法来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保护民族文化，巩固我们的思想意识阵地。从现在开始，就应当有所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准备与之对抗。即出版好书，搞活营销，抢占市场，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提高我国出版业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发展实力，在竞争中战胜对方。
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这应当引起高度警惕。我国对外开放要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强，国外出版公司一定会进来，而且已经进来了，已经同中国出版业在较量了！譬如德国贝塔斯曼公司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它的读书俱乐部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会员发展到12万，并且还在扩大当中。而国内几十家俱乐部会员加在一起也不过15万。应当讲，在把零散的、无序的、暂时的市场组织成为相对集中、有序、长期的市场较量中，说我们吃了败仗为时尚早，但的确是失了几分。
提出挑战的仅仅是贝塔斯曼公司吗？其他一些大的公司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多为聘请代理人）悄声无息地在忙碌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一觉醒来，就会发觉身边站着一位泰森一样的竞争对手。
六、更严峻的挑战来自出版系统内部
无论外界压力多大，变化多快，只要我们自己作好充分准备，有得力的预案，就能应付自如，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第一，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挑战和危机，出版界思想认识不足。不少人为目前的繁荣发展的局面所陶醉，以为现有的形势可以“千岁”“万岁”地保持下去，缺乏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第二，应变准备不充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紧迫感不强烈，目前仍在等待、观望，裹足不前；第三，面向市场，作为竞争主体参与竞争的意识不强烈，有的观念、作风、方法，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套，节奏慢，效率低；第四，过时的劳动人事制度、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形不成很强的激励机制；第五，管理不科学、不规范，依靠垄断和专营获得的较高效益，掩盖了粗放管理上的许多问题。把深化出版体制和机制改革、建立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体制和机制，作为十分紧迫的自我要求，是我们应付挑战、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世界之交的我国出版业面临着这样严峻的形势：独家经营的“平安日子”能过多久？依靠学生用书为主要支撑点的“小康日子”能过多久？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首先是国内的各种经济力量，然后是国际的经济力量，以各种方式介入出版业，参与出版业的竞争。在这个领域，可能会出现群雄并立，硝烟四起的竞争态势。在这样重大的转折关头，临渴凿井、临时抱佛脚是万万不行的。必须立即行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即将到来的形势，早作准备，早想对策。见事早，对应措施跟得快，应变能力强，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激变和竞争中胸有成竹，应付自如，战而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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